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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百姓”一词曾是军队的骂人话

发布日期:2022-05-21 08:4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《关山夺路》这本书是王鼎钧关于自己年轻时从军经历的回忆录,他在抗战胜利后加入军队,成为一名宪兵,经过新兵入伍训练后,经南京、上海到了东北,经历了国共内战,然而在天津成了的俘虏,被释放后,辗转来到上海,在上海解放前一天,乘轮船去了台湾。他在读高中的时候被诱骗入伍,关于新兵生活,最多的回忆就是班长任意殴打虐待新兵:

  “班长打人并没有准则,早操跑步的时候,有人踩掉了前面列兵的鞋子。班长立刻把他揪出来,拿刺刀当戒尺打他的手心,打得很多,很重,挨打的人怕痛,没有军人气概,要狠打。有人硬挺着挨打,很有形象,把打人的班长激怒了。他一面用力打一面说:‘你有种,你好汉,我一定要打到你哭。’后来挨打的人流下眼泪,班长打得更凶,一面说:‘你哭,你哭,我一定要打到你笑。’后来,唉,挨打的人一面挨打果然也一面笑出来,笑声凄厉,混合着哀伤、愤怒、绝望,完全不是人类的声音,我至今回忆起来,毛骨悚然。”

  当年国军班长是一边打一边骂,王鼎钧回忆说:“原来新兵训练就是挨打,操课教材无非是打人的借口。起床号已响,你的动作慢了,要打;起床号未响,你的动作快了,要打。熄灯号未响,抢先上床,要打;熄灯号已响,还没有上床,也要打。他们打起人来真狠,真下毒手。夜间紧急集合是一个完善的样本。紧急集合的号声,把大家从梦中惊醒,穿衣服的时限是五分钟,动作慢一拍的要挨打,罪名是‘老百姓’。有人匆忙中把裤子穿反了,并不惊怕,好像挺有幽默感,该打,罪名是‘老油条’。有人担心自己来不及,穿着衣服睡觉,该打,罪名是‘神经病’。老百姓,老油条,神经病,班长每天动手动脚,念念有词。尤其是‘老百姓’,这一条是每个新兵的原罪。班长打一下,骂一声活老百姓,打一下,骂一声死老百姓,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……”

  后来王鼎钧去台湾后,一直在反思“老百姓”这个问题。他认为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,要把“兵”从百姓中分化出来,与百姓对立,以百姓为耻,“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得到百姓支持?”去台湾之初,王鼎钧以卖文为生,他不吐不快,给具有军方背景的《扫荡报》副刊写了一篇文章,直陈军中不可把“老百姓”当做骂人的话使用。

  史载,1941年6月,蒋介石曾严厉责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:“第三战区之军风纪可谓扫地殆尽,兄其知之乎?中初以为战败溃乱一时之现状,故未加深究,不料至今闽浙各地之国军仍到处扰乱抢劫,其所有行动之恶劣诚出乎梦想所不及者。此兄平时治军不认真不严肃,而乃有此不可收拾之一日。”还有记载说,1943年,刘峙转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,长官部四周的农民更是“大遭其殃,花、果、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,例不给值。农人有来诉苦的,长官部里的人却说,我们一向是这样的。军人为国抗战,难道吃点水果、菜蔬,还要花钱买?”

  抗战时期,政府可以用民族主义来凝聚民心与军心,虽然民生问题一直处于危机边缘,但在大是大非的民族问题面前,暂时退居到从属地位。抗战期间,老百姓支持国军抗战的感人故事,比比皆是。抗战胜利后,无论从政府还是军队,都没有想到去改善与老百姓的关系,尤其是部队以胜利者自居,军纪败坏,荼毒地方,更是使军民关系彻底走向恶化。

  王鼎钧是一名宪兵,干的是维护军纪的事,他在东北期间,耳闻目睹各种怪现状。比如,一个保安团长在沈阳铁西区弄到一栋房子,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,他的副官带着几个护兵四处寻猎,冲到一个中年商人的客厅,搬走全套设备。这个商人到宪兵队告状,后者派王鼎钧来处理此事。王鼎钧找到了那个保安团长,其实所谓保安团,完全是个野鸡机构,但这个保安团长,居然任由一个宪兵立正站在客厅里,不理不睬,与朋友一起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锅,宪兵说话,他装作没有听见。王鼎钧火大了,保安团长火更大,站起来斥责他目无长官:“你给我回去,叫你们连长来!”王鼎钧发誓要把家具给追回来,不断给上级部门写信反映情况,言辞越来越激烈,过了一个月,家具给还回来了。王鼎钧因此赢得一些名气,不断收到市民信访,都是申诉军人“五强”作风的,信末写着“谨呈上等兵王”。王鼎钧还有些高兴,但把这些信访件拿给宪兵班长看时,班长就两个字:“烧掉”。他在书中写道:“我遵命烧信,心里很痛苦。”

  军人与平民的关系,一直很值得琢磨。李安新片《比利·林恩的中场战事》,其实讲的就是军人与平民之间的那种微妙与复杂:一群士兵从伊拉克战场归来,被媒体包装成国家英雄,他们接受欢呼,但远非所有人都崇拜尊重他们,奸商想廉价利用他们,球场观众调侃他们,即使在镁光灯下成为主角登场时,仍有伴舞的男子附在他们耳边骂“傻大兵”,更狗血的是,在电影即将结束的时候,一群浑身蛮力的场地工人居然围殴了这群“国家英雄”,导火索仅仅是因为盛大庆典后,他们因为沉浸在激动中没有及时离场,影响了场地工人的工作……当然,这部电影还是美国式的主旋律。虽然遭遇各种狗血,他们还是决定重返战场。颂扬勇气与责任,鞭挞平庸之群氓。

  黑泽明执导的《七武士》,堪称日本最经典的电影,探讨的也是武士这个特殊的阶层与农民的关系,武士是极度鄙视农民的,其中一个武士的台词是:“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,以为是菩萨吗?简直笑话,农民最狡猾,要米不给米,要麦又说没有,其实他们都有,就是有,掀开地板看看,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,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,米、盐、豆、酒...到山谷深处去看看,有隐蔽的稻田。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,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!一打仗就去杀残兵抢武器,听着,所谓农民最吝啬,最狡猾,懦弱,坏心肠,低能,是杀人鬼。”虽然清楚农民本性,但是在农民遭遇山贼欺凌时,武士们仍然为他们浴血死战,所以在电影结尾时,武士头领勘兵卫说:“胜利的,不是我们,而是农民。”

  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,分得如此清楚,以精英阶层自居的武士,非常在意也骄傲于他们与农民之间身份的鸿沟。当然,《七武士》之所以经典,是因为其深刻,这部电影还有一句经典台词,说清了武士与农民的关系,是谁让农民变成这个模样的,“是你们,是你们武士,你们都去死!为打仗而烧村,蹂躏田地,恣意劳役,妇女,杀反抗者,你叫农民怎么办,他们应该怎么办。”武士为农民而死,是一种责任,也是一种偿还。

  是典型的精英政党,政府中充满了各种高学历海归,洋博士的大帽子,一顶比一顶唬人。他们很专业,有国际视野,见惯了大场面,但一个这样的豪华团队,为何却交出那么一份不合格的答卷?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……统统一塌糊涂。只能说,他们太把自己当精英了,他们高高在上,漠视民生,他们其实并不了解真实的中国。

  例如,实权人物中,有相当数量的“技术控”,他们迷信国家治理中的军事力量,而对军事力量的迷信,又集中于武器装备,认为优势装备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在当年王鼎钧入伍的时候,军队正获得了大量美式装备,顾盼自雄。1946年2月,政府曾在南京城外举行过一次陆空军联合攻击演习,演习部队是美式装备的张灵甫第七十四师,当时主持演习的白崇禧讲评时,表示:哪经得起咱们现代化武器的攻击?而在各位将领的恭维下,张灵甫满脸得意洋洋。一年后,他殒命孟良崮,七十四师被全歼。

  精英的毛病,就是蔑视老百姓,超级自恋。在现今社会,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,英国《卫报》网站12月1日刊登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·霍金文章《这是我们星球最危险的时刻》。文章指出,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总统,都代表了那些自认为被领导人抛弃的民众的怒吼。这些被遗忘的民众拒绝了所有专家和精英的建议指导。西方精英须以谦逊之心看待民粹,切实弥补贫富差距。

  王鼎钧在《关山夺路》中,既详尽写了军队中种种不堪,也清晰观察了当时军队是如何赢取民心的。他写道,正在国军班长殴打虐待新兵、辱骂他们是“老百姓”时,“也就是这个时候吧,八路军走出解放区,蹲在收复区农家的灶门,亲亲热热地叫声老大娘老大爷……”他还写道,在解放战争中,老百姓是如何支持军队的,而军队又是如何憎恨老百姓的,“国军进入村庄,探问敌情,得到的答复是附近没有共军,话犹未了,共军忽来围攻,国军先把答话的人一枪射死”,“在他们看来,老百姓都是‘匪’,或者都‘通匪’,中央军好像不是跟共军作战,而是跟全体老百姓作战……”

  其实,军队不是不知道军队的优势,他们也学过,但就是学不来。抗战初期,军队向敌后派出了50万以上的部队,进行游击战,远远超过的武装,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?1939年初,国军在湖南衡山开办了“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”,将领担任副教育长,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了打游击的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,对此国军人员都深以为然,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甚至指着对全体学员说:“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,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。”当时八路军的教官介绍了游击战的另一条经验:官兵同甘共苦,并列举了八路军从总司令到士兵,都吃一样的伙食,穿一样的衣服。国军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,认为不要说军长、师长,就是要求自己部队的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……

  在军队无法立足于敌后的同时,军队却在敌后做大做强,并贡献了一个新词:1937年11月,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3千余人的武装,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,依靠民众,站稳脚跟。1939年5月,发布通令,嘉奖平山团是“捍卫民族、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的优秀的平山子弟兵”。这是“子弟兵”一词,首次用于称呼领导下的人民武装。

  的将领们,从来都是轻视政治工作的,在他们眼中,政治工作等同于狗皮膏药,没有疗效,哪里比得上美国的机枪大炮?学者李翔写过一篇《军队覆亡之际的政治工作》,揭示了军队中“轻政工、重装备”的现象,士气沦丧,军民对立,“精神武装的极度匮乏,造成战斗力量的急剧衰弱。军事溃败,导致南京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。”

  1947年10月10日,中华民国的“国庆日”,就在这一天,中央批准公布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和《中国人民宣言》,宣言正式提出“打倒蒋介石,解放全中国”的口号。李翔评价说:“一边是构筑新型经济基础的土地法,一边是要解构掉的上层建筑的最高代表蒋介石。回想重庆谈判时,蒋还认可为国家领袖。而两年后,授予底层民众土地的大纲,与呼吁民众起来打倒蒋介石的宣言,竟都选择在政权的国庆日发表。这表明清楚无误地认识到,国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,已从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,转变到战后的民事与民生。在双方军事力量强弱差距逐步缩小的背景下,涉及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与否,就成为国共两党政权被民众选择或抛弃的根本指针。国庆日的大纲与宣言,更等于是向政权宣告,要用千千万万获得土地的农民和人民的军队,去掀翻蒋介石的统治宝座,终结南京政府的国庆日。”

  土地问题,历来是中国农民最核心利益所在,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“耕者有其田”,政府也不是没有动过土地改革的念头,但就是下不了决心去推动。直至输掉大陆,才醒悟过来。1949年11月,新中国已成立,困守西南的高级将领宋希濂反省说:“自黄埔以来,在军队中20多年,从未像这次指挥的部队,纪律败坏到这个地步。我们当年在广东的口号和国民革命军的信条,是‘爱国家,爱百姓’,而今天却弄到这样危害百姓,将何以自解!”